近日，我校中文系郑土有教授的《吴语叙事山歌研究》荣获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记者采访到郑教授，请他谈谈对民间文艺的看法。
没有“山”的“山歌”
所谓“吴语山歌”，就是指吴语地区的民间歌谣。可是吴语地区的大部分区域是没有山的，所以称为“山歌”似乎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学术界承用顾颉刚先生《吴歌小史》的说法称之为“吴歌”，可是吴语地区的老百姓却是人人称“山歌”。对于“山歌”这个名称，有的人说是“山野之歌”，有的人说“山歌”是从浙江、江苏山区流传过来的，总之莫衷一是，至今未有定论。
从学术的角度上来看吴语山歌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吴歈”、“越吟”，此时只有名目记载而未见原貌。到了南朝，“吴声歌曲”使得吴语山歌得以真正作为一种歌体出现。《子夜歌》、《团扇歌》、《阿子歌》等便是经过翻译和改编的吴语民歌。
历来学术界都认为中国汉族地区是没有史诗的，可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以来在湖北和江南地区相继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长篇民间叙事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江南地区的叙事诗主要就是吴语山歌叙事诗。目前已发现的吴语长篇叙事山歌有三十几首。去年整理出版完毕的《华抱山》长度达24000多行。
从《华山畿》到《五姑娘》
《乐府诗集》中的《华山畿》可以说是吴语叙事山歌的源头。《华山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南朝宋少帝时，南徐（今江苏丹徒县）一青年读书人赴云阳（今丹阳）途中，路经华山畿，爱上了客舍一位女子，回家后日夜相思，得了心病，临死嘱咐母亲，埋葬他的时候，灵车一定要从华山畿经过。姑娘得知此事后，当灵车驶到姑娘门前时，姑娘唱着这首歌奔出门外，棺木应声而开，女子投入棺中，再也打不开，于是人们就把他们合葬在一起，时人唤神女塚。《华山畿》部分歌词用吴语记录，是现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吴语叙事山歌。明清以来也有不少人对吴语歌曲作过搜集整理，但大多是篇幅短小的抒情山歌。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吴语地区掀起了搜集和研究吴语山歌的热潮，因而使得长篇叙事诗《五姑娘》等得到了整理和出版。吴语叙事山歌中有一些史诗型著作，如《华抱山》、《沈七哥》。《华抱山》反映了明朝末年，以无锡地区华氏三龙为代表的吴地农民起义的英雄事迹；《沈七哥》是一部略带神话色彩，叙述稻谷、家畜、山歌起源，以反映人与自然的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歌，被人们称为稻作文化的创世史诗。除此之外，吴语叙事山歌最多的则是描写男女私情，如无锡地区的《薛六郎》；南通地区的《白蛇公子》、《花子街》；苏州地区的《白六姐》、《断私情》，上海地区的《林氏女望郎》、《严家私情》；浙江地区的《卖衣香》、《朱三与刘二姐》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山歌形成了许多特定的话语套式，比如“十二月花名”，“十杯酒”、“十样点心”之类，既与“口头诗学理论”不谋而合，同时又有自身的独创性，在普遍规律之中体现“本地特色”。
渐隐在历史深处的歌者
进行民间文化的研究，无疑需要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对于吴语山歌的生存现状，郑老师有诸多感慨。他说，贫困是歌手们共同的生活状态，性格开朗、自信，喜欢自我表现，是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在田野调查中他感到，一个著名山歌手的出现比培养专业歌唱家的难度更大，因为歌手们是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自然生成的。几乎所有的歌手，对山歌的喜爱都近乎痴迷。奉贤歌手朱炳良，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妻子嘱咐他去买点菜，他在路上听人唱山歌听得入了迷，听完后再去买菜回家，却早已过了吃饭时间。山歌的传承就是依靠这些热爱唱歌的歌手们的家族或师徒之间的代代相传，少数极有天份的人也能无师自通。谈到歌手的现状，他说，文革以前很流行唱山歌，现在会唱的人还有一些，但都在50岁以上，最年轻的无锡歌手唐建琴也已50岁了。现在的年轻人，听山歌的人少了，唱的人就更少了。
当下：重拾自然语境
谈到吴语山歌的前景，郑老师不讳言对其“有点悲观”。他说，虽然现在全国上下都开始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对于像吴语山歌这类口头文学的保护，最关键的问题是语境没有办法再恢复。郑老师举到神歌的例子：尽管唱神歌在文革中也被禁止了，但这种形式由于演唱语境（庙会）仍然存在，所以一直顽强地生存到今天，在庙会时节，神歌班可能一个月要跑好几个庙会，演唱活动依然较为活跃。吴语山歌走到今天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而且很多民俗文化也处于类似的境地。硬性的保护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其实也不是根本办法，最主要的还是要创造自然语境的传承环境，比如举办庙会，重新恢复山歌比赛，恢复歌会，甚至于发展新的民俗活动。通过政府鼓励，让老百姓自觉去学习，长期参与，成为一种民俗习惯，这样的保护效果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