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7日－18日，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创新基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我校哲学学院在光华楼召开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与交流”国际研讨会。
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代表人物、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教授、《今日马克思》主编、“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雅克·比岱（ Jacques Bidet），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与国际哲学学院的意大利著名政治理论家、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出席了本次会议；后现代主义的国际著名学者、美国哲学家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因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但提交了一篇会议论文。国内在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著名学者和专家，如我校的刘放桐、黄颂杰、俞吾金、吴晓明、陈学明、张庆熊、莫伟民、汪行福、王凤才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童世骏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的张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魏小萍教授等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还吸引了一批青年学者，如北京大学的仰海峰、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周凡、鲁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孔明安，南开大学的夏莹、浙江大学的傅守祥等学者与会。与此同时，一批博士后和青年学者亦踊跃参会并提交了相关研究论文。
雅克·比岱（ Jacques Bidet）在发言中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资本主义“元/结构”的认识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个“元/结构”不是其他，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而且也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后现代。因此，以“元/结构”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是后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新马克思主义”拒绝接受“经典马克思主义”仅仅通过市场的方式来界定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主张在市场之外，还有“组织”的强大作用，市场与组织构成的两极，被确定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核心因素和资本主义的“所有者”、技术、文化的组织者。特别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跨国公司及组织的成立，民族－国家也因此在市场和组织的“两极”之间被撕裂为“片断”，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也因此不断衰落甚至崩溃，不再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后现代主义由此产生。比岱由此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不能仅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阶级分野，而应该侧重于世界体系内的革命，而且这个革命的形式和主体也不同于往前，主体由无产阶级变为“多众”—各种被剥夺、边缘化的人群，由形式暴力革命变为拒斥和抵抗。
安东尼奥·内格里在发言中指出，继《帝国》（Empire）与《大众》（Multitude）之后，许多问题仍然敞开着：就像寻求解决它们是徒劳的一样，在这里重新提起它们也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就是从已经确定的一些概念尝试重新开始，以便能深入下列问题：当今政治是什么？什么是一种颠覆性的政治？这种颠覆性政治预见了什么样的社会分配？今天怎样与资本作斗争？内格里认为，当下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确实正经历着一个过渡。
内格里接着阐述了用“抗辩的民主”（démocratie d’exception）来抵抗“中心极端主义”（extrémisme du centre）的想法，以及建议一种“主体性生产”的重要性，最后，内格里提出了当代性的第四种范式。前三种是一分为二（主权的批判），现行劳动之自主性（对当前争论所立足的生物政治场进行的定义），以及作为共有的再占有的出离（尝试制定一种有关共有的目的论，很显然并无假定的目的），，继这三种范式之后的第四种范式就是：“给大众武器”。
俞吾金在发言中指出，如果说，“同一”概念构成启蒙和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原则，那么，“差异”概念则构成了后现代理论的核心原则。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既包含着维护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酵素，也包含着反思、批判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酵素。在后一类思想酵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差异学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差异”的识别和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事实上，也正是这一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后现代理论家的思绪。
陈学明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生态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当今的生态运动中存在着“红绿派”与“绿绿派”，即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这一对立直接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在环境保护主义中，真正与后现代主义相近而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只是生态中心主义，而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则非但与后现代主义无缘，相反在许多方面却与现代主义走到一起去了。
魏小萍在发言中指出，超越马克思（beyond）、后马克思（post）或马克思之后（after）、或者回到马克思（return to Marx）是当下涉及到马克思的不同话题，这些不同话题从不同角度激发起人们重读（re-read）马克思和再思考（re-thinking）马克思的热情，这一趋势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变迁，并且迅速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话题。这一话题广泛地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理论，同时它作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也是这些不同学术领域关注的共同话题。
童世骏在言中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含义是“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在哈贝马斯那里，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很大程度上把“解释世界”变成了“改变世界”的一种形式，甚至是最重要形式，尽管他强调“解释世界”不是个人或理论家对世界的独白式的反思，而是不同主体对有关世界（包括社会）的共同的理解活动或交往实践的参与。现代社会的许多特点，确实强化了意义诠释和语言交往的实践意义。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现代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甚至“体验经济”。如同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尔所指出的，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社会”中，商品不仅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具有符号价值，亦即依赖于消费者对商品的符号意义的理解而实现的价值。因此，“理解”不仅如哲学解释学所说的是人作为文化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的基本存在形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人作为经济的主体、消费的主体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所从事的解释世界的作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
会议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话与相互批评，深化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理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世界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