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下午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第三期讲演。本期论坛邀请高研院兼职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加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斌教授作为论坛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担任评论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
邓正来教授首先介绍了王国斌教授及其主要研究成就，并为王国斌教授颁发高研院兼职教授聘书，介绍了两位点评嘉宾姜义华教授和张军教授。
接下来，在题为《18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变迁：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入手》的讲演中，王国斌教授首先从“近代社会科学知识的来源”这个问题切入引出了他对欧洲社会科学理论的反思，这种反思指向的是“为什么欧洲的经验只能够解释非欧洲的社会缺乏发展动力”这个问题。王教授指出，这个问题引出我们两个思考：（1）欧洲以外历史发展与欧洲的经验有何差别？（2）我们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对欧洲以外的历史提出新的解释，从而把问题的着眼点投射到中国问题上来，继而，“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影响近现代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路径”。王教授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历史经验的差别与共性都应该得到关注”，而“未来社会科学理论的经验基础应该多考虑欧洲与欧洲以外历史的异同点”。王教授以往返对照欧洲与中国经验的方式，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一个历时与共时的审读。他指出，18世纪的中国已经有规模巨大而且相当成熟的官僚制度，当时的政府有一些传统的有效税收办法和丰富的财政经验。所以，当时一些欧洲政府面临的挑战，对中国而言是不存在的。当时的中国政府通过一些有效的制度（譬如仓储，保甲，社学等）来维持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的维持主要是通过社会精英的工作来实现的。在欧洲，政府与精英关系的制度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政府与精英的讨论成为议会民主的源头。而在中国，形成的是政府与社会精英作用互补的成熟官僚体系。社会科学的理论需要关注为什么它自身不能够对一种欧洲之外的经验进行有效和有意义的解释。而18世纪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借鉴意义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当然，今天中国与18世纪的情况有许多不同，18世纪中国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1949年以来，政府对社会控制有更强的技术，对社会活动的介入也更为广泛。所以，未来中国的发展，也许要参考历史上的“良治”概念，结合当代国际上的“良治”理论，从而让政府与社会关系趋于平衡。
姜义华教授首先进行了点评。就论题的理论意义，姜教授指出，王国斌教授跳出16至19世纪欧洲经验的藩篱，从而引发对社会科学一般性的问题、宏大问题的关注极有意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对我们认识当代中国也确确实实非常重要。姜教授指出，我们不仅需要跳出欧洲的视野，同时也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全球化视野来审视社会发展和政治变迁问题。而就王教授讲演中关涉的中国王朝的官僚体制变迁逻辑，姜教授则指出，封建王朝的官僚治理效果存在一个可见的前后变迁，从而导致周期性的王朝更替，这是我们在分析中国历史，并以此来解读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时候需要给予认真思考的。
张军教授的评论主要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内嵌于其中的规律而展开。他指出，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欧洲中心论”，经济学家在解读经济发展的时候基本上参照的都是欧洲经验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理论框架。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审视欧洲以外的历史，尤其是亚洲发展历史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如西方经济学上经典的私人产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预设对东亚就并不适用。尽管我们不具备西方经济学理论所叙述的一些条件，但是东亚确实是战后唯一一个崛起的经济体。这确实从某方面印证了王教授所讲的“欧洲经验的局限”，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对照起来审视制度经验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当我们审视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概念还是由欧洲经验所发展出来。那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张教授提出了一种观点，即对各种中国问题的分析单位进行分解或降低（如交易费用，激励机制等），把分析单位降低到最基本的层面，也许欧洲和中国的经验就可以放在一个平台上去看待了，把这个分析单位的分析演变为一个纯粹的理论框架，而不是以某一个经验为基础，这应该是社会科学理论应该承担的功能。在后面回答同学的问题中，张军教授重申了他对学术研究中的“科学主义”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科学主义”坚持的还不够，应该再迈一大步。
讲演和点评之后，同学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如对18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解释问题；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时期审视中国社会内在结构的变迁，继而如何看待西方经验衍生出来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力，又及诸如杜赞奇等对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理论建构的有效性问题；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中的“科学主义”；从“康乾盛世”的社会结构来对比王教授所指出的18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样态等等。王国斌教授和张军教授对此进行了解答。
邓正来教授在最后的总结中指出了三点：（1）理论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宏大理论与微观研究的分别，而在于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和有效性；（2）当我们以反思欧洲经验的局限为基本视角，并且将之视为一种可欲的诉求的时候，不能够自然而然地将其作为论据，使得使用诸如18世纪的中国的视角本身正当化；（3）要警惕我们面对“科学主义”时的任何一种本质主义倾向。
本期论坛的论题因其所关涉的诸如“欧洲中心论”、“科学主义”、“转变的中国”等方面的问题，吸引了各个学科的同学们前来听讲。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的连续性举办，使得如何审视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结构和世界结构等问题被逐渐开掘出来，在同学们中间引发诸种讨论。无疑，作为海外中国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学者，王国斌教授的讲演为继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开放了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