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下午15：30，由上海市科教党委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我校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承办，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协办的“博雅讲堂”在我校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开讲。本期“博雅讲堂”邀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为复旦师生做了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讲演。
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讲演中，邓正来教授从全球化的时代性质、中国改革中的生存性智慧等国际国内背景出发，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现状和发展趋向。
关于全球化的时代性质，邓正来首先指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得以出场的两个背景：其一是社会结构性背景，其二是思想背景。就前者而言，中国自1978年、特别是进入WTO以后开始真正进入“世界结构”之中。为此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即我们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世界游戏的规则。但是，有发言资格未必就等于有发言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这种资格对我们而言只是形式而已。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做出这方面的贡献。就后者而言，自中国遭遇西方以降，我们的先哲们在西方先发国家的外部“刺激”下思想一切，但唯独不思想“思想的根据”。我们要么帮着我们的先哲和西方的学者们打仗，要么帮着西方的学者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特定时空中的当下中国的理论关切，“我们”事实上只是先哲们和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丧失了对中国未来的想象力（因为西方的过去和现在成了我们的未来），也丧失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邓正来强调，就中国30年的改革而言，我们不可忽视（相对学者的理论性智慧的）中国人所特有的生存性智慧所具有的作用。中国并没有遵循前苏联和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这其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的生存性智慧，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做出自己的解释。
接着，他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所存在的三大困境。一是“西方化困境”，即30年来经过“引进”、“复制”和“与国际接轨”等三阶段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西方化倾向”。二是“唯学科化困境”，即由于没看到教学中的传承性知识与研究中的解释性知识之别而在学术研究中趋于“学科导向”，而这种趋向根本没有看到当下转型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整体性”（所有的问题都处于变动中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共时性”（他以“生存权”与“环境权”为例，说明西方“生存权”与“环境权”诉求是按自然时间展开的，而在中国却是共时性出现的）。三是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全球化时代打破了科学主义的因果律，而使得非预期后果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把社会事件纳入到全球化的视野中考量。
基于上述认识，邓正来最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知识转型”的三个主要任务：一要突破“西方化倾向”，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相对于西方文化的自主性；二要突破“唯学科化倾向”，确立交叉学科甚或“无学科”的研究方法；三是要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走向知识的全球化。邓正来强调：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研究，并以中国为根据建构中国与世界的“理想图景”，进而影响全球化的性质与方向。
演讲结束后，听众们分别从“有限理性”与理想图景的确立、“国情说”的局限、中国有无制度创新能力等问题与邓正来展开了讨论。整场讲座座无虚席，邓正来教授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听众们的如潮好评。
据悉，博雅讲堂是上海市科教党委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整合学校与社会资源，构建和谐校园文化，在2007年下半年所创新的一项主题教育形式。它旨在以名师名家的讲座形式，向上海大中学生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民族文化、公民人格、社会责任等系列教育，以博励学，以雅弘德，不断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开讲两个学期以来，博雅讲堂已在42所中央部委属高校与上海地方高校举办56场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