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下午我校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在光华楼“通业大讲堂”举行第十二期讲演。本期论坛邀请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院教授Jan Pakulski先生作为论坛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郎友兴教授担任论坛点评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
首先，邓正来教授介绍了讲演嘉宾Jan Pakulski教授，论坛点评人郭苏建教授和郎友兴教授。接下来，Jan Pakulski教授做了题为“精英与社会：古典和当代的精英理论及研究”(Elite and Society: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Elite Theory and Research)的演讲。Jan Pakulski教授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古典精英理论的基本信条和当代精英理论的主要贡献及其特征。
他认为，古典精英理论有四大信条：第一，也是是古典精英理论最为独特的信条，即权力分层呈极化、对精英之普遍性的坚持以及视精英的特质为关键的解释性变量；第二，掌权者们的自我组织以及协同行动、具有凝聚力的紧密团结的能力；第三，精英和“诸种社会力量”（占支配地位的阶层、运动、阶级和族群）之间的关联；第四，准入途径和更替，能否进入精英阶层取决于是否获得一定珍贵品质（例如，财富，特权以及愈来愈重要的教育），而且进入通道受到现行精英直接或间接的严格控制。
通过与古典精英理论的对比，Jan Pakulski教授阐述了当代精英理论的四大重要结论：第一，在使精英们一体化的过程中，在精英合意和大众同意的产生和永久维续的过程中，以及在确保政策的协调性的过程中，政治领袖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平衡”的精英结构，即在构成精英群体的关键团体之间/之中的关系模式；第三，精英的“程序性”合意，亦即对于政治盟约之规则的共同看法和尊重，被广泛认为是持久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条件；第四，新精英招募和精英循环。
讲演结束后，郭苏建教授首先做了点评。郭教授总结了Jan Pakulski教授的古典和当代的精英理论，阐述了精英理论的发展现状和优点，并特别指出了精英理论本身可能存在的缺憾：第一，忽略了政治精英背后的力量博弈，特别是其背后阶级和利益集团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第二，威权政治体制下精英的运行是暗箱操作，很难真实地了解精英运作情况。
接着，郎友兴教授做了论坛评论。首先，他在同新制度主义、转型理论等政治学研究路径相对比的视角高度评价了精英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同时，他也指出了从事精英理论研究可能面临的理论困境；但他强调：从逻辑的层面上来讲，精英理论的框架的确会丰富我们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与美国这样较为定性的国家相比，就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精英理论的视角可能要比新制度主义路径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点评后，在场听众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疑问，如：如何看待女性精英理论问题，精英理论如何看待韦伯意义上的“政治家”和“官僚”的区分，精英在社会中的角色问题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论坛总结。他指出：当我们解释一个整体性进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从结果主义的角度来看的；但无论是精英理论还是其他理论路径，它们看似不同但却可能分享着同样的一个理性主义的假设，即中国改革的结果乃是参与改革的各种力量经由理性设计而达致的一种事先就可预见的结果，而这则完全忽视了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因素和非意图结果（unintended result）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