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3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第二十一期迎来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Gustaff Geeraerts教授。Gustaff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学、中国问题、全球化问题研究，曾出版《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Dimension of Peace and Security、Democratic Peace for Europe: Myth or Reality? 等著作。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讲坛。首先，邓教授欢迎Geeraerts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他向到场的听众们介绍了Geeraerts教授的学术经历及其主要研究领域，并介绍了本次演讲的两位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教授。
主讲嘉宾Geeraerts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与新的多极秩序”的演讲，首先，Geeraerts教授讲解了多极化趋势的含义，指出中国业已成为了一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即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独立经济体。除了经济以外，中国对全球秩序的影响还表现在军事力量及文化传播等方面。
其次，他指出这一多极化秩序伴随着差异，表现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多样性。随着单极时代的终止，美国、中国和欧洲各自均在寻求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定位，这一定位将是多方面和立体型的。中国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全新的、增长性的角色，将为全球的和谐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再次，他分析了如何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变化的新的多极秩序。Geeraerts教授借用结构现实主义（Waltz）和社会建构主义（Wendt）的理论成果，指出未来世界秩序建构受到以国家物质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和以身份、价值、观念为代表的软实力的双重影响，并详细讲解了其提出的多极世界秩序的转变模型。
复次，他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特质的反思，特别讲述了陈志敏教授论述的中国的双重特质，并以此为参照对和谐世界和中国未来的国际政策等做了解读。
最后，Geeraerts教授提出了下述问题与听众们一起讨论：“中欧双方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一个包括中国特征的世界秩序何以形成？多极化和多边主义的关系怎样？未来的国际关系是冲突还是趋同？”等。
评论嘉宾郭苏建教授指出，就世界秩序新发展而言，以往的世界秩序总是由某一个“中心”（hegemonic power）, 帝国或民族国家，所主导的。随着苏联的解体，一度出现了一个美国霸权的“单极世界”。但世界秩序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世界正向多极化、多边主义、多元化、发展模式和文化多样化发展，虽然各种力量彼此竞争，但各种力量在竞争中相互学习，相互兼容，共同发展。虽然中国增长速度在过去30年很快，增量也大，但不能夸大其现在的影响力，中国30年改革开放时间还短，我们的经济和经济体制，政治和政治体制还处于“转型”过程，具有过渡性、不确定性、中间性、阶段性和发展中的一些特性，我们的价值体系、文化体制、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变化和重构过程还远未完成和定型，我们正处在上述各方面的巨大冲突、应变、调适、和变革之中。我们面临机遇，但更多的是挑战。我们在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等方面的不足和问题非常突出，这些都是我国生产力提高和经济未来可持续性发展所面临的重要制约因素。我国的外援总额只占GDP的千分之一，还比不上一些北欧国家（1%），我们的国力、军力、政治和文化影响力都还不足以影响世界格局的重构和进程。因此，我们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传播中的“话语权”还没有，我们的体制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中还很无效。中国是一个双重身份的国家，城市与农村、发达与不发达、沿海与内地差距等各种因素并存，对中国这个后发起国家而言，发展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和挑战。
评论嘉宾任晓教授指出：第一，如果我们能较快地从发展中国家成功转型为发达国家，固然可喜，但必须要追问的是这一转型背后的现代性问题，其根源和机制是要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第二，我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于先进国家，但是我国评价自身发展依照的是GDP、PPP等数据标准，那么这一表述和定位是否是充分的？第三，2009年伦敦G20金融峰会试图主导全球经济秩序，并挽救全球金融危机以建立新的金融秩序。诚然，我们要关注其提出的具体措施，但更要关注这些措施背后的用意和目的，防止重蹈覆辙。第四，随着中美合作的深入，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会更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将不被考虑。整体趋势将在各个国家的博弈中逐渐显示出来，这一点当然需要靠时间来验证，但简单的谈论所谓中美两支力量（G2）将遮蔽我们对世界大趋势的预见和关照。
Geeraerts教授对上述点评做了回应，强调正如两位评论人所言，在世界秩序的型构过程中，中美两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作用值得进一步考察。
听众们谈了本次讲座的体会，并提出了一些质疑：在世界秩序的建立过程中，物质性力量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分别是怎样的？现实性的功利性的考虑是不是最必要的？中国文化对未来其在世界地位上的影响是怎样的？如何看待中美两国领导人此次在北京的会见？如何看待国际政坛提出的所谓G2和G4这两个概念？演讲中所提到的原有力量和上升力量之间的矛盾确实存在，那么美国是否会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等等。
接着，Geeraerts教授一一认真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指出物质性力量和社会因素两者在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其背后是有一套逻辑的；冲突和危机的确存在，不过，一定程度上合作共存将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总结，用可想、可说、可做三者之间的张力概括了中国智慧，并指出世界秩序是在不同智慧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中一步步形成的，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高研院研究人员吴冠军、刘清平、林曦、陈润华、孙国东、沈映涵等也参加了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