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9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第二十二期邀请王国斌教授担任主讲嘉宾。王国斌教授现为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加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史（主要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曾出版《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养育人民：1650－1850年间的国营民仓系统》等著作。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讲坛。首先，邓教授欢迎王国斌教授在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他向到场的听众们介绍了王教授的学术经历及其主要研究领域，并介绍了本次演讲的两位评论嘉宾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胡守钧教授。
主讲嘉宾王国斌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对社会理论的挑战与贡献”的演讲，首先，王教授讲到社会理论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逻辑，指出以现代化为指向的一部分欧洲社会理论并不能分析欧洲之外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因此很难确定欧洲与其他地方区别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其后，他以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这本书为例，证明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某种以空间差别代替时间性的研究。而这一理论起点或背景的选取使得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欧洲之外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发展，仅仅只有三种可能性的历史，即要么模仿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变化，要么借用欧洲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来发展，要么变成欧美国家的殖民地。
其次，王教授指出当前我们的社会理论研究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化理论的批评让我们知道有不少情况不适合这种理论的说法，但是还没有能够代替它的新的社会理论”，“我们还不会解释世界历史变化，也缺乏一种社会理论能够把欧洲历史变化当作一种变化而已”。造成这种情况有三种原因：第一，欧洲史的变化还会解释一些成功的情况，譬如日本的经济发展；第二，现有理论好像也会解释一些失败的例子，譬如中国清末没有经济发展；第三，当代的发展可能性都跟目前世界经济与政治有明显的关系，这很容易造成我们无视历史。
再次，王教授追问为什么中国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存在不同点这个问题，他分辨了利益和信仰在中西方具有的不同作用。大致来说，西方把利益当作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主要因素，中国把信仰当作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主要因素；也可以说，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机构或制度有不同办法来表达利益与信仰。更具体讲，西方政府对于人民关系以利益性判断为基础，善于判断和解决人民之间竞争性利益问题，但难以有效解决人们的共同利益问题；中国政府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很好地解决了人们的共同利益问题，但不能很好解决人们之间的竞争性利益这个问题。
最后，就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王教授提出未来政府既要解决好个体利益问题，也要能解决好共同利益问题，西方社会科学对西方的长处了解较多，但对中国了解不多。因为中国的政治性的长处是从历史中出来的，他同时给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贡献与一个挑战，这一挑战恰恰需要未来的社会科学去研究和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回应，如果我们能采取多元的视角或许更有可能做出新的贡献。
评论嘉宾姚大力教授指出：这是王国斌教授对西方中心论影响下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挑战，这个讲演是对其13年前出版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中的观点的重申、强调、改善与更新。他主要讲了三点内容：第一，参照《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有以彭慕兰、李伯重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如果同意他们，那么我们将会提出的问题恰恰是“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会在西欧的某些地方产生并发展起来”，而不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对前一问题的回答将开放出某种“互为主体的比较、双轨制的比较”，也即王国斌教授指出的“对称式的观察”，这不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第二，西学东渐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性，但因为两地固有的政治传统完全不一样，包括国家制度、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等等，导致了需要、也已经采用了不一样的发展模式。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本身的惯性出来，王国斌教授比较了中西双方各自从传统到近代发展的不同路径及理论。在国家权力扩展的同时，欧洲的情况是社会与个人关系的重新转变，包括国家和社会在机能上的分离，各级政府在政治上的独立发展等等，形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在政治上相互制衡的机构，亦即走过了从利益到竞争到利益的协商这一系列过程。在中国，社会以信仰为中心，形成了为人普遍接受的宏大政治形态，国家机器与精英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分离开来、互相制衡的，这也促使了国家履行家长式责任，管辖范围较广。这两种传统形成了不同的路径依赖，就目前而言，似乎越来越有更多的相同点。第三，民主社会制度建设的前进方向，在不同社会历史传统的影响下，会有不同的模式。就中国社会的民主发展，王教授是持乐观态度的。民主作为一种原则、程序或制度体系，随现代国家的观念同时传入中国，不是中国从来就有的。所谓依靠民主能解决共同利益的问题，相应的传统中民本思想同样可以体现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那么，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判定某种理论表达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和利益。此外，西方式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在未来中国社会改革中还有没有积极的意义，这也值得探讨。民主理念和制度形式由西方传入，那么中国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必须界定民主最基本的规定性，以及体现在这种规定性之中的民主理念和西方的制度形式予以正面的严肃的考虑。
评论嘉宾胡守钧教授主要讲了四点内容：第一，从可道之道的角度谈了理论的解释力问题，可以演说的理论并非道本身，在神坛上的是社会生活而非理论。作为解释的理论，包括科学理论对实验现象的解释，社会理论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必须有极强的解释力。第二，对制度学派提出了质疑，学界似乎越来越看重所谓制度决定论，这其实是有问题的。从社会共生论的角度，考察主体、资源和约束这三个要素，作为约束的制度，是兼有因果的，其产生是个结果，产生之后可以做为其他社会发展的原因。对制度的评价，其标准是人权观念，社会进步的表达是共生关系的优化，根本上是资源分享趋向合理。对制度变迁的原因可以从斗争和妥协两个角度来考察，特别是针对保护公民权、保证公权力的公平性、廉洁性和有效性而言，中国传统的明君、贤相和清官的政治结构依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善治的达成可以局部移植西方传统政治制度的优良经验。第三，王教授这种对中西两种制度的比较方式开放出了较多的可能性，值得我们借鉴。第四，赞同王教授提出的未来是中西双方就善治问题互相学习与借鉴的这一预见。
王国斌教授对上述点评做了回应，指出治理经验与历史紧密相关，但从大的趋势上来看，中欧政治治理模式发展存在着一个相互趋同的过程。
在互动和讨论环节，到场的听众们提出了如下质疑：是否可以将西方基于利益的治理方式理解为基于基督教信仰、新教伦理，同时是否可以将中国基于信仰的治理方式理解为基于家族利益的治理方式，是否可以做这样的对换？社会理论可以大致分为描述性的（descriptive）理论、解释性的（explanatory）理论、规范性的（normative）理论，作为史学家，您在谈论了大量中欧政治经济发展经验之后在最后提及未来发展趋势时，对中欧双方均作了价值判断，以试图集合两者的优势，那么这一内在演化的逻辑是如何成立的？以结果论的思维方式来看，我们对30年来发展的乐观看法促使了我们对之的认真研究，那么这一模式是否能超越似乎已然在先的结果本身？从特殊性提炼出普遍性的同时是否遗忘了特殊性本身有效的成立条件？现实上殖民色彩的消退对学理上的研究有多大影响？等等。
王国斌教授一一认真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他特别强调规范性问题主要是以哲学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科学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反思性上是区别于哲学的。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总结，指出如何从实然的分析当中推出应然的结论，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高研院研究人员林曦、孙国东、沈映涵、刘清平、纳日碧力戈、吴冠军、陈润华参加了本期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