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2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二十六场主题讲座。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勇进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陈玉刚副教授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林曦、孙国东、邓正来和新闻学院讲师沈国麟博士等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坛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博士主持。他对张勇进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张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张教授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历史、经济、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学术论著有：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8-1920—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Alienation and Beyond, China’s Emerging Global
Businesses: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等。接着，主持人又为大家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顾肃教授和陈玉刚副教授。
张勇进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与世界：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演讲。首先，他从裴敏欣在《外交政策》中的《中国崛起的背后》一文讲起，指出在世界上现有的许多宣传式的讨论背后隐藏着或明或暗的种种建议，值得重视。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力量上的增强，更会使得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追问这种根本性变化的性质就成了当务之急。
其次，张教授讲述了英国使者马格尔尼1793年访华到鸦片战争这段历史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些由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们叙述的接连不断的故事中，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并被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虽然其间充满了矛盾和悖论。
再次，张教授以很多例证表明：在马戈尔尼访华之前，中国并未清晰地呈现在欧洲面前，而只是遥远地投射出某种“软实力”。相较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这一时期中国显然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定义和改变世界。
复次，张教授试图回答前述宏大历史叙事会如何帮助我们读懂全新中国。他强调：其一，必须弄清楚所谓“回到未来”或“走向过去”种种口号的确切含义，亦即想象出未来世界的真实模样；其二，必须弄清楚中国的发展在何种意义上才使得自己称之为大国；其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未来主题将可能是中国如何影响并参与塑造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
最后，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张教授说自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认为我们正亲历的是中国与世界关系之历史和未来转型的过渡期。
评论嘉宾顾肃教授在点评中指出：第一，张教授以大历史观为背景，用四个思想实验的方式回顾了中国在过去二百年间和世界的关系并预测了未来二百年中可能发生的变化。然而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指出的，我们不可能大尺度地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目前唯一能坐的只是在小尺度上的变革。顾教授进一步追问：就一般情况而言，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有哪几种可能性？第二，例如少数民族问题、东西部差距问题、环境问题、体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这些是否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可持续的崛起”。第三，顾教授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理论主张上的异同？
评论嘉宾陈玉刚副教授也发表了他的评论意见。他指出：第一，张教授的演讲对中国的历史充满了关怀，不乏洞见。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过去三十年乃至六十年的发展，是否有可能超越现有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形态，进而为世界展现出新的发展可能性？第二，从学界对中国与世界过去两百年的关系的叙述来看，无论是从世界日益将中国纳入其运行方式这一角度，还是从受害意识的角度，抑或从中国被动纳入世界体系等角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是否可以回到建构主义所讲的一种互相构建的关系角度，或者说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的关系角度。虽然这可能会使得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更为复杂。第三，张教授是从外交的角度、文明碰撞的角度来阐述问题的，但事实上，西方用外交的方法来处理其与外部的关系的时候，常常是有选择性的，也即是说他们只会对本体系内的成员运用外交。所以，有的西方学者会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外交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还保留了很多帝国的成分。第四，正如基辛格数年前指出的，冷战之后，几个大国均没有在多个文明已然进入同一世界体系中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这给我们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更大的难题。
针对两位评论嘉宾的意见，张勇进教授做出了回应。他指出：（1）如果从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崛起和衰落是连续不断的，不存在亘古不变的直线发展模式。（2）中国模式是否是一种新的模式，权威政府引领的发展模式能否在其他发展国家通行，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3）学术研究中要重视其他国家的各自不同看待中国的观点与方式，既可以从中国看世界，也可以从世界看中国，不能以偏概全、抱残守缺。
在学术讨论环节，在场听众反响热烈，主要提出了如下问题：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在哪里？中国和世界这一提法是否加深了东西方的对立？中国融入世界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中国从哪些地方真正影响了世界？如何看待循环史观？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否完成了？等等。对这些问题，张勇进教授一一认真地做出了回答，指出从中国经济的开放度来看，中国已经极好地融入了世界，尚需要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最后，纳日碧力戈教授对这次讲座做了小结，他指出：其一，中国在影响世界的时候也在自我影响，其本身也有复杂的结构，遇到了各种复杂问题，亟待我们解决。就语言学来说，即使像“中国”这个简单的词在不同的语言当中就有许多说法，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目前来说，怎么构建一个多元共和、美美与共的共同体，这就需要学者们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其二，发展不是直线式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道路本身更可能是曲折不平的，问题往往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地产生，这恐怕需要数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