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二十九次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
本次讲座由国际著名左翼思想家、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Richard Wolin（理查德•沃林）教授担任演讲嘉宾并发表了题为“福柯：生命性政治与介入性实践”（Michel Foucault: Biopolitics and Engagement）的演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佘碧平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吴猛博士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主持了本次讲座。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孙国东、陈润华、林曦出席了本次讲座。
顾肃教授欢迎理查德•沃林教授来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演讲。他向在场的听众介绍了Wolin教授的学术经历，研究论著以及他的思想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并介绍了两位评论嘉宾。
沃林教授的论题取自他新近出版的著作《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以及1960年代的遗产》（The Wind from the East：French Intellectuals, May ’68,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旨在对引发福柯从结构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叙事背景（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性政治暴动，尤其是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和68年巴黎五月风暴）进行研究。他强调：这是因为历史从未远离我们，只有懂得了历史的意义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68年巴黎五月风暴起因于以学生为代表的法国年轻的一代反对法国戴高乐政府的独裁统治，改变腐朽的政治秩序，但运动结束后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究竟建立怎样的政治秩序。在感到其他选择（例如共和国制度，社会主义政党，东欧马克思主义）被阻塞之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毛主义受到法国激进青年，尤其是法国共产党左翼青年的青睐。其实，他们对当时的中国了解甚少，但仍努力为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提供机会。
沃林教授紧接着阐述了68年5月风暴对福柯思想转变的影响。在此事件发生之前，福柯的思想可被解释为“结构主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等。他认为决定文化、法律和上层建筑的是内在深层的结构。但是68年发生的五月风暴事件彻底打破了这种结构主义的解释，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如果以“经济基础”作为那种深层结构的话）不相符——这表现在领导运动的主体不是工人而是学生。而且，沃林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转变促使福柯转向对“权力”进行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指出，在68年5月风暴期间福柯在突尼斯教书。他从自己的朋友那里获悉法国当时的情势后马上返回巴黎，并且成为梵森大学哲学系主任，邀请一些激进的毛主义者如Alain Badiou, Jacques Rancière, André Glucksmann,和Jacques-Alain Miller等来系内任教，以至于警察局曾一度猜测他是毛主义者。从68年5月风暴中福柯深刻意识到“政治”的含义在不断被扩展，既不可被还原为“阶级斗争”也不可被还原为倡导消极自由和公民自由的资产阶级理念，而是将知识型权力机制转变成一种特殊的制度性实践的方式：亦即实现监禁，人口控制和中立的科学的分类方法的技术——规范的VS非规范的，偏差VS一致等。1970年福柯被任命为法国最有权威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的教授。在此期间，福柯成为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帮助建立了“监狱信息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GIP），为因五月事件而被关押的毛主义者们提供主张他们要求的途径，并且深受毛主义者革命精神和深入群众的探究策略的影响。这时，他提出了“谱系学”、“生命权力”和“规训的社会”等概念，并最终提出了“微观权力”的概念，成为此后其思想的重要标志。因此，“权力”在福柯那里不再是压制、拒绝，而是生产性的，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对身体、道德观和思考方式产生可识别的、积极的影响。
最后，沃林教授从福柯后期思想转变和政治介入中得出结论说：不再有所谓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主义，历史发展中不存在必然性，历史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以及创造新时代的机遇。
评论嘉宾佘碧平教授高度评价了沃林教授的研究进路，并指出令其印象深刻的是沃林教授把福柯的思想放入到68年五月风暴的背景下进行探究，并且用事实证明了福柯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关联。此外，佘教授指出福柯的权力概念不是建立在在马克思的权力概念之上，而是建立在欧洲文化层面上的“微观权力”，它处处存在，使得知识分子扮演着将权力释放于各处的角色。最后，佘教授向沃林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权力概念与微观权力概念之间的基本差异是什么？
评论嘉宾吴猛博士对福柯的介入概念作出了分析，并且指出沃林教授所提到的GIP（“监狱信息小组”）是福柯重要的政治活动，为福柯从考古学转向系谱学奠定基础，并且为他讨论权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从马克思转向尼采。然后吴猛博士向沃林教授追问：基于他对福柯中晚期的思想脉络梳理，福柯为何还要选择政治介入？在吴猛博士看来，如果以反对独裁统治为由则过于简单，根据德勒兹（Deleuz）的看法，这种政治介入应被视为“一种新的真理诞生”，即由意向发出者与意向对象所作出的共同决定，因而不再能以宏观的政治来思考社会政治权力；也许更有意义的是，结合哲学背景，尤其是马克思的思想来解释福柯后期的思想。
沃林教授对两位嘉宾的评论表示感谢，并且对“微观权力”、“知识-权力”概念和福柯的政治介入作出深入解析，对他之所以选择这种研究进路作出解释。在接下来的互动和讨论环节中，对现场老师和同学提出的关于福柯思想中的“Bio-（生命性）”问题等一一做出回应。
最后，顾肃教授对本次讲座做了总结，并希望中国的思想家们能够认真总结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当下的政治情势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产生中国的“福柯”和中国的“萨特”。讲座最后，顾教授再次感谢沃林教授为高研院带来一场难得的思想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