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2017年新增院士昨天揭晓，上海有10位科学家入选，在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征程上，他们在各自领域树起标杆。今天起，本报推出“新晋院士的创新之路”专栏，分享他们的创新感悟，聆听他们关于科创中心建设的真知灼见。
“我就是想来看看樊院长的门诊，您看过，我就放心了!”对于很多肝癌患者来说，见到中山医院的樊嘉医生，就等于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上周四上午，又到樊嘉雷打不动的门诊时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特需门诊16号诊室，照例又加了十几个号。许多患者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就为了等他一个判断，“放心了”是得到诊断后病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樊嘉，著名肝脏外科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从事肝肿瘤外科30多年，他完成了9000余例肝肿瘤切除手术以及1800余例肝移植手术，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主刀世界首例“废弃肝脏”成人—儿童部分肝移植、亚洲首例成人肝心联合移植、亚洲首例机器人辅助活体供肝移植手术、中国首例经典劈裂式肝移植术，首次提出适应我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症标准“上海复旦标准”，率先在国际上揭示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关键机制……
樊嘉(左一)与其恩师汤钊猷一起研究病例。(中山医院供图)
尊重病人，医生的角色就是给病人提供帮助
为了能多看几个病人，樊嘉的门诊从不限号，从上午8点到下午1点，常常是连续看六七十位病人，而他总能很迅速地在“开与不开、做与不做”之间，给出最合适的治疗建议。
一些没来得及挂号的患者还会在门诊前往病区的路上拦截他，樊嘉每次都会耐心地帮看片子、问病史。他说，医生的角色就是给病人提供帮助，这正是一个医生的价值所在。“不管面对怎样的患者，我们都不应该漠视或挥手打发。”在樊嘉眼中，是疾病使病人衰弱、痛苦，而尊重病人，是一个医生基本的职业素养。
肝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手术难度大、死亡率高，全球每年肝癌新发约80万人，其中我国约46万人，死亡约42万人，占全球的55%，绝大多数病人发现时已属晚期或失去治疗的机会。
近十年来，肝移植技术在我国不断发展，成为治疗肝癌的重要手段之一，樊嘉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老徐在16年前最后一搏，在中山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手术，这也是樊嘉从美国进修回来主刀完成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如今，63岁的老徐依然健康地活着，他和病友自发成立了肝移植病友会，并成了“中山绿叶志愿者”的一员，而樊嘉对他们的关心也从不间断。
中山医院第二例肝移植患者是一位女性，她至今还保留着一个红包，那是手术成功后第五年，主刀医生樊嘉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术后第十年，她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又一次收到樊嘉送来的祝福与关怀。
由于肝源往往在深夜送到医院，从拿起手术刀的那一刻起，樊嘉就习惯了这样的节奏：夜深人静时走进手术室，天放亮后回家，7点半又准时出现在病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80小时，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做20台手术。他说：“选择医生这一职业，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因为病人是等不起的。”
敢闯“禁区”，凭精湛医术挽救无数病人生命
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当时20岁的樊嘉开始了学医之路。他生就一双修长灵敏的手，一上手术台就更有悟性，再加上勤奋，因此被老师们一路看好：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外科医生。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进入中山医院，开始了肝肿瘤治疗的探索之路。
手术台上，打开的腹腔里，遍布着密密麻麻的血管、网膜等，包裹着肝尾叶的巨大肿瘤张力很大，假包膜比纸还薄，肿瘤则隐藏在四根大血管中。作为一位肝脏外科医生，樊嘉既要毫厘不差地完整取出肿瘤，又不可破损大血管。
他和团队不止一次面对这样的手术“禁区”。可以就此放弃吗？ 他的回答是：绝不轻言放弃，尽一切所能，想方设法救治病人。
在肝癌手术中，肝脏的门静脉癌栓是一个禁区，手术难度大，风险也大。因为门静脉癌栓可以迅速从门静脉的末梢长到主干，栓塞血管，许多人甚至熬不过三个月。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樊嘉在国际上最早系统阐明门静脉癌栓发病机制，并首创外科综合治疗技术，他的手术刀“扎”进了这一禁区。完成这一类手术，需要医生有高超的手术技术，将癌栓完整取出，同时考虑门静脉癌栓的发病机制，采取术后门静脉肝素冲洗、持续灌注化疗等针对性措施防止再次栓塞。部分患者因此从“不可治”变成“可治”。
一个外科医生，需要面对太多的惊险。他曾经历过近10例肝移植手术，病人在病肝切除后、新肝植入前心跳突然停止，经抢救最终化险为夷。让樊嘉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们坚持为病人做了一个半小时的体内心脏按压，这不是常见的体外心肺复苏，而是医生用手直接在裸露的心脏上按压。当心脏重新搏动的那一刻，樊嘉的喜悦无法用言语表述，又救回一条命!
潜心科研，所有努力都围绕病人进行
“好的医生不能只低头看病，还要潜心研究；好的医院也不能只做好临床，还要通过科研提升技术水平。”樊嘉一直说，从两位恩师汤钊猷院士和余勤业教授的言传身教中思索和领悟，要成为良医，必须善于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转化应用于临床，这样才能让更多患者受益。
经过十多年攻关，樊嘉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了肝癌转移复发的一些新机制，首创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防治新策略。利用该成果构建的肝癌转移复发预测模型，能准确识别转移复发高危人群，指导个体化治疗。
国际上对于肝癌肝移植有一个严格的“米兰标准”，只有单个肿瘤直径不超过5厘米、多发肿瘤数目少于3个且最大直径不超过3厘米的病人，才能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是中国人发现肝癌时，绝大多数已超过5厘米。樊嘉带领团队用五年时间研究了251例肝癌移植病例，分析提出肝癌肝移植的“上海复旦标准”：只要肿瘤尺寸不超过9厘米就可以进行肝脏移植。经证实，符合“上海复旦标准”的肝移植病人术后的三年生存率达80%左右，肝移植适应症人群扩大了40%左右。
以往肝癌诊断中，传统的甲胎蛋白(AFP) 检测手段存在一系列弊端。最近，经过三年攻关，樊嘉带领团队在肝癌病人血浆中筛选到由7个miRNA组成的早期肝癌诊断分子标记物。对于小于2厘米的肝癌诊断准确率接近90%，效果优于传统的AFP。小于2厘米的早期肝癌往往可以通过切除、射频消融等方法获得根治，五年生存率高于90%。
“医学充满许多未知，大多数疾病的本质仍未清楚，治疗方法及药物都处于不断探索之中。”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更觉为医之路任重道远。
创新感言
高难度手术靠的仅仅是“大胆”？ 显然不是。每一次的探索和创新，都建立在对病情的精准把握，以及深厚的理论和经验储备基础上。临床科研的一切努力都必须以病人为中心进行，医学科技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病人。
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要瞄准国际高精尖的大科学、大创新。不仅追求弯道超车，更要另辟蹊径。攀高需要云梯，要知道怎么创造云梯。大胆设想、大胆预测，做开创性工作，不满足于跟跑和并跑，要勇于领跑，哪怕在一个小领域。